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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柳下惠前世的弟弟（第1页）

自春秋时期起，地处四战之地的郑国，屡屡被晋国、楚国等攻打。由于势力弱小，为了求得生存，郑国被迫不断向其他大国纳贡，而同时，郑国统治者生活也非常奢侈腐化。为了满足大国的索求和自身腐化生活的需要，郑国统治者肆意盘剥人民，后来不堪忍受重负的郑国奴隶终于起来反抗了。周景王二十三年，郑国奴隶在萑苻泽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当时，数千奴隶集中在河南中牟的一个大湖中央，与郑国统治者对峙，后来，郑国派出了子大叔率兵前往镇压。由于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奴隶们虽顽强坚持，却最终未能取得胜利。这场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人民反抗战争。后来虽然中国由奴隶制逐步发展为封建制，但是存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所以，起义之火还在继续燃烧。

盗跖，原名柳展雄，又名柳下跖，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名臣柳下惠的弟弟，盗跖是后来的统治者给他的骂名。约公元前475年，他领导一支9000人的队伍发动了起义。

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声势非常浩大。他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社会，期望达到的是人人“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生活。而此时的统治阶层却不耕而得食，不织而得衣，利用盘剥百姓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代表被盘剥的劳动人民痛骂统治者。孔子劝他模仿圣人的做法，解散他的武装力量。柳下跖听完孔子的一番劝告之后，痛斥孔子，说孔子所说的那些，都是他所鄙视和厌弃的，并让孔子赶紧走，不愿再与孔子多说话。他率领的起义军非常勇猛，所到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他攻城池，救奴隶，杀贵族并没收贵族的财物，各诸侯胆战心惊，闻风丧胆。《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描写柳下跖的，说他夺取富人财物的时候，总是能确切地知道库藏的财物；行动的时候，总是冲在前面，非常勇敢；撤退的时候，总是留在后面，非常义气；有判断时机的能力，非常聪明；胜利之后能平均分配胜利果实，非常仁义。他的义军活动范围很广，从泰山以南的鲁国到西面的齐国、晋国，都曾经留下过他以及他领导的义军的身影。但是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这场起义最终没有取得胜利，柳下跖也在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中英勇牺牲。荀子赞扬柳下跖为“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公元前301年，齐将匡章率领秦、齐、韩、魏四国联合攻打楚国，在垂沙联军大败楚军，楚国主将唐昧被杀害。垂沙之战时，庄蹻率领手下军队举起义旗开始带领人民起义。他的起义队伍非常勇猛，在天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甚至曾一度攻下楚国国都郢。面对他的进攻，统治阶级毫无办法，《韩非子》中说：“庄蹻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可见当时他所带领的义军给楚国统治阶层带来了多么沉重的打击。他将楚国的统治区域分割成了好几块。后来，可能是考虑到当时楚国的形势实在禁不起内忧外患，所以庄蹻选择了撤军，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使楚国结束了一场内乱，获得了片刻的喘息机会，开始集中精力对付外部势力的威胁。庄蹻被招抚并不是被个人利益所迷惑，而是在国家危急存亡时刻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古书中虽然将庄蹻称为“大盗”，但是在追随他的义士心中他却无疑是一位非常英明仁义的领袖。

很多时候，“盗贼”只是统治阶级对敢于反抗的劳动人民的一种污蔑。据史书记载，战国时“盗贼横行”，“聚群多之徒”，可见当时人民反对统治者的斗争有多激烈。人数众多的队伍常常隐蔽起来，趁统治阶级不备，跳出来给他们致命一击。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这种深得无法化解的矛盾，其实也是由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引起的。

据《管子·大匡》记载，战国时魏国的农民在收成一般的年份要向国家交高达十分之二的田税，即使在收成不好的年份也要交十分之一的田税。而如果收成好，税收的比例就高达十分之三了。田税只是名目繁多的税收中的一项，除了它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税。据记载，商鞅变法规定所收的“口赋”在成年人中间征收，而且是按人头征收的，税额非常重。另外，还有各种关税、市税，甚至连宅园、牲畜都要收税。有人说，这一时期的赋税有古代的二十倍之多，农民收入的一半都作为税款被统治者搜刮了。

除了重得令人不堪忍受的赋税以外，由于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兵役徭役也非常重。战国时期，征发徭役不仅限于男子，女子和老人小孩儿有时候也会被征发。据《战国策》记载，楚国大将昭常誓与他驻守的防齐阵地共存亡，他征调了30多万人修筑防御工事，从刚成年到60岁的男男女女都被征调到了楚国东部地区，除了构筑防御工事之外，很多女子和老人甚至也加入到了守城的行列中。由于战争的需要，男、女、老、幼都被征发参军，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战争除了造成大量的伤亡以外，田地无人耕种所造成的粮食短缺也是很大的问题。军队不可一日无粮饷，而粮饷从何而来？只能是加重赋税，从人民身上去搜刮。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仍然可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但是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可怕的深渊，他们“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处境十分悲惨。统治阶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生活状态差别太远了，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自然无法避免，一触即发。

尽管各国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都制订了很残暴的惩罚制度，但是依然无济于事。百姓怨声载道，各地起义之声自然也就此起彼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