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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喝下两杯酒之后，就想喝第三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我必须控制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全靠《前卫文学》的薪水，其实，说是薪水，倒也像施舍。我不能将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全部变成酒液喝下。）想到这里，心似火焚。我对《前卫文学》从未寄予任何希望；如今更不想继续搞下去了。《前卫文学》是没有稿费这一项预算的：十分之三的稿件将由我自己执笔。为《前卫文学》写稿，所费推敲时间是无法估计的。有时候，可能在写字台前坐一天而写不成五百字。香港的文人都是聪明的。谁都不愿意做这种近似苦役的工作。我又何必这么傻？别人已经买洋楼坐汽车了；我还在半饥饿状态中从事严肃的文学工作。

现在，连喝酒的钱都快没有了，继续这样下去，终有一天睡街边，吃西北风。我得马上想办法。我的武侠小说虽然写不过别人；但是黄色文字是不难写的，只要有胆量将男女性生活写出，一定可以叫座。这是捷径，我又何必如此固执？现实是残酷的，不转变，就不能继续生存。在别的国家，一个严肃的文艺工作者，只要能够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立刻可以靠版税而获得安定的生活。但是，香港的情形就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谓“文艺创作”，如果高出了《青年园地》的水准，连代理商也必拒绝发行。于是有才气，有修养，甚至有抱负的作者们，为了生活，无不竞写通俗小说了。纵然如此，稍为具有商业价格的通俗小说，也往往会遭受无耻的盗印商侵夺作者的权益。此间盗印商都与代理商暗中联成一气。代理商要求什么，这里的盗印商就偷什么。盗印商也设有“编辑部”。雇一批第八流的无耻文人，专门进行偷窃工作。前一个时期，武侠小说在南洋一带非常畅销，作者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必须将写成的文稿先印成单行本运去南洋；然后开始在香港报纸上连载。

但是有能力自费刊印单行本的作者究竟不多，所以大部分作者仍旧无法保有自己应得的权益。其实，即使是有能力自费出版的作者也未必会获得什么好处。如果他的作品销路不好，亏本的当然是他自己；反之，销路稍为过得去的，立刻就会出现翻版。作者们自以为已经想出聪明的办法来了，结果吃亏的还是自己。在香港，在台湾，在星马以及其他东南亚地区，中国作家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惟其如此，作者们都不肯从事艰辛的写作了。）

越想越烦，咬咬牙，向伙计又要了一杯威士忌。

（现阶段的文艺工作者如果想保障自己的权益，有一个办法，虽然笨拙，倒是值得研究的。我认为一个新制度倘能获得大部分作者同意，将可置盗印商于死命。作者们联成一线，倾全力去建一个读者向作者直接购书的制度。这样做，不但作者可以不让盗印商侵夺他的权益；而读者也不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通常，出版者将书籍由代理商推销，总以七折计算。如果读者肯直接向作者购书，就可以获得七折优待了。事实上，代理商根本不过是一座桥梁，他的工作只是将出版人的书籍放入市场。

对于整个文化事业的推进而言，他的地位远不若作者与读者重要。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形之下，作者的权益给他剥削了；而读者的负担却平白无故地增加了一倍。如果读者肯直接向作者购书的话，用一本书的代价就可以买到两本书。况且，作者自费出版作品，版权费可以打得较低，原来定价一元的书，由作者自行印行后，定价只需九毫，加上七折优待，读者付出七毫子就可以购得一本平时定价一元的书籍了。不过，在实行这个制度时，盗印商一样可以盗印作家的作品的，所以读者们为了想读便宜书，必须抵制采购翻版书，然后根据报上所刊广告的地址，直接写信给作家购买。这样一来，盗印商就无所用其计了，作者可借此保障自己的权益；读者可以减轻一半以上的经济负担，同时还不致购进印刷恶劣而错字百出的书籍。）

（这是一个对付盗印商，同时可以打倒“中间剥削”的办法。表面上，好像笨拙一点，实底子，对读者作者都有利益。）

（如果全港的作家们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那末，这个不合理的“代理商制度”必可打倒！）

（如果读者肯不厌其烦的话，作家们就可以不必为了谋稻粱而浪费大部分精力去撰写通俗小说、武侠小说或者黄色文字了。）

（不过，这是一个原则，技术上的困难仍多。）

（读者们必须帮助作者推翻“中间剥削”的制度，借以产生催生作用，让具有思想性的、反映时代的作品能够早日问世。）

想到这里，我向伙计要了一杯威士忌。我已喝了三杯酒，这是第四杯。

尽管心绪恶劣，也必须适可而止。我吩咐伙计埋单，想回家去休息一下。回到家里，意外地发现麦荷门坐在客厅里。

——来多久了？我问。

——一个钟头左右。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来的，我出去看了一场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