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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0章 就不（第3页）

其一，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官员身上，太宗皇帝本人的节俭，却是实打实的。

这让天下人不免生出一种‘陛下果然是仁君，坏的都是底下的官员’的朴素情感。

其次，便是这种情况虽然恶心，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外降低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改善了底层命中的生活环境。

因为贪污腐败，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两个范畴的东西：贪污，及受贿。

贪污，通常指的是贪墨公款，将本该用于民生民计的专项资金，装入官员自己的腰包，直接损害底层民众的利益。

而受贿，则是官商勾结、官官相护，通过利益输送，来达成规则不允许的目的，间接损害底层民众的利益。

二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前者吃的是公家的钱，后者则是私人之间的利益输送。

前者对底层民众的伤害更直接，危害更大、更显著；

后者对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伤害多为间接，伤害相对小一些。

而太宗皇帝年间，那堪称魔幻的形式主义节俭、现实主义贪污腐败，则是在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让官员几乎没有了‘贪污’的可能。

——贪污的前提，是得有公款，得有专项资金。

但太宗皇帝年间的天下官员，那可是拿自己有多能省公款，来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政绩工程的。

而且，太宗皇帝勤俭质朴，也不单是吃穿用度——在国家层面，太宗皇帝也是出了名的抠门。

什么修桥铺路，兴建建筑的项目，在太宗皇帝这里几乎不可能被通过。

而这些本该交由官僚系统，用于改善民生民计的专项资金，多半都换了一种形式，直接被太宗皇帝赏赐给了具体的个人，直接交到了底层民众手中。

这就使的底层民众生存压力骤减，生活幸福度骤然增高。

另外，公共项目约等于零，官员几乎没有贪污公款的机会，也使的官员收受贿赂，成了高门、贵族之间的利益交换，而不是官员拿着底层民众的利益，来交换属于自己的利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县，经常有水利、民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自然也就有相应的大笔公款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官员行贿当地官僚，才有可能是为了从这些公共项目中分一杯羹，挖国家墙角来中饱私囊。

但一个从来没有，未来也几乎不可能有公共项目的县，商人和官员行贿当地县令，能出于什么目的？

不是谋求升迁，就是请官府行个方便。

相较于前者，这后者对底层民众的伤害，可以说是忽略不计——至少是无法被直观感受到的。

再加上这个时代，行贿之风本就盛行，普行价值体系对贿赂本就有着极高的容忍度，就更使的太宗皇帝年间兴起的行贿受贿之风，变得愈发不值得一提了。

说到底，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官员能忙着彼此之间蝇营狗苟，而不是整日里琢磨怎么刮食民脂民膏，就已经是了不得的‘吏治清明’了。

于是，凭借个人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行政作风的节俭之风，太宗皇帝意外革新了汉家的吏制，初显‘在世圣人’的天资。

当然，只靠着节俭，只靠着让天下官员不贪墨公款，还远不足以使得一位封建帝王，成为青史少有的千古一帝。

而在刘荣看来，自己这位皇祖父，最值得人敬佩和称道的，是明明掌握着令人咋舌的超高政治手腕，却并未将其用于‘励精图治’，而是甘愿将自己的所有天赋，都用于为汉家争取发育时间——甘愿为绿叶、陪衬一事。

后世有这样一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