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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1页）

梁梅后来回顾自己这乏善可陈的一生，她觉得自己有两件事做得特别对。第一件事是当了老师，第二件事为了庆祝九七年香港回归，她往平日最讨厌的老师窗户里扔臭鸡蛋，尽管她被老师逮了个正着。

本以为会被劈头盖脸地教育一通，但老师并没有因此生气，还大发慈悲地给她煮了一碗面，往她面前一推，一副请君入瓮的姿态说：“你自己扔的臭鸡蛋，你自己吃。”

她憋着眼泪吃下去，但是臭鸡蛋却没有想象中那么臭。

那年她不过十二岁，再怎么愤世嫉俗，在手段多得能编好几套课间操的老师眼里，也不过是只张不开牙、舞不了爪的纸老虎。

梁梅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和其他小朋友的区别是——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知道自己是八五年的冬月出生。

一九九九年，在那位老师的激将法下，她跌破所有人眼镜，出乎意料地考上庆宜师范学校——那时候S省内少数几所中等师范学校之一，也就是俗称的中专，不仅学费便宜还包分配。

中师三年，老师又故技重施，梁梅在她的耳提面命下，练就一手漂亮的板书和一身拿不出手的才艺。用老师的原话讲，教书这行当，科班出身的老师学生们都不怕，最怕的是，野路子学渣从良，脑洞大开要回学校教书育人。

这种老师上克校领导，下克学生，独揽那一届最大的刺头。

梁梅毕业后顺利被分配回到丰潭任教，起初分配到一所初中教语文。老师对她仍旧不屑，觉得她烂泥扶不上墙，而她也仍旧很讨厌老师，她俩每次见面几乎都吵架，不给老师吵到冒烟，她当这趟白来。

后来随着学历的水涨船高和政策改革，没有本科文凭和人脉的她，被一脚踢出初中教师的队伍，调到画城小学当班主任。

老师没再管她，知道她是朽木雕花，孺子不可教。但凡那几年努努力早点把函授本科拿下来也不至于就这么被人踹出去了。梁梅也没想到政策改革如此利索，刚下发文件第二年就开始实行了，她没有人脉，更不可能厚着脸皮去求老师，自然成为改革第一批被调走的。

那天晚上路过小巷子时，梁梅浑身湿透，像刚从水里捞上来，单薄的裙摆软塌塌地紧贴在腿上，水珠汨汨顺着往下淌到青石板上，洇出一滩滩水渍，她连拧干裙子的力气都没有，上下牙冻得像失控的印刷机，在她嘴里毫无章法地跳动着，她其实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吓的。

她原本是不想管的，心里也打定主意哪怕是自己班的学生也当作没看见。管他们去死啊，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兔崽子，不知道感恩，拿老师的付出当理所当然——

要不是这次期中考试他们班平均分全年级垫底，她也不至于被年级组长留到这个点，让对方有了可趁之机。

尽管她没让他得逞，还用奖杯把他脑袋砸出好几个血窟窿，血溅她一身，她在卫生间洗了很久，收拾干净后她有些脱力地蹲在地上痛哭一场后，还是用电话打了120。

她听见李映桥在巷子里大声呵斥着要把史大胖脑袋敲开花，脚就再也挪不开。她刚把一个人的脑袋敲开花，她深深知道这种恐惧，她想，小孩子下手没轻没重，要真把人打残，李映桥一辈子就毁了。于是，梁梅赶忙冲了进去。

但是她没想到，俩小孩去给她买药，乖乖蹲在地上给她上药。即使猜到她不是摔沟里的李映桥，也没有追着问老师你怎么了，而是大声地跟她说梁老师，明天见。

明天，她还有明天吗？

如果钱东昌死了，她就没有明天了。

原本梁梅想第二天便去学校递交辞呈，然后报警。可她冷静下来一想，她没有证据，办公室没有监控，钱东昌比她伤得更重，报警极有可能会被钱东昌反咬一口。

正当她犹豫的时候，她看见脑袋缠着纱布的钱东昌，竟然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若无其事地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更荒谬的是，因他带病上课，学校竟然还大张旗鼓地给他评上了荣誉教师，丰潭日报还刊登了他的相关事迹，写得人潸然泪下，学生们对他更是一口一个尊敬“钱老师”。

于是梁梅改了主意，她没有立马辞职，又留在画城小学近一年。

直到李映桥他们毕业那年，她得知校领导拖欠李姝莉的工资，她将这一年收集到的证据一并将钱东昌和学校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