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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0章 治理黄河（第2页）

直至元朝建立，面对泛滥的黄河，元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大都的漕运安全，不得不对黄河进行了治理。

元朝时期，重新挖掘了一条线的京杭大运河，还有名臣贾鲁开凿的贾鲁河，可是元朝恰恰是因为修河而灭亡的。

元顺帝至正四年夏天，一场暴雨使黄河暴溢，造成白茅堤决口。这场雨持续下了二十多天，到了六月，又北决金堤。黄河沿岸数十州县沦为水乡泽国，无一幸免。

当时的高丽诗人李谷担任元廷的翰林国史院检阅，长期客居大都，他在自己的《稼亭集》中写道：“饥民云集京师，都城内外，呼号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

自水患发生以来，受灾地区的饥民和百姓走投无路，纷纷揭竿而起。

至正四年七月，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于山东益都；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八年春，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兵；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平遥等县爆发曹七七起义……

至正九年九月，黄河再次发生决口，安山、济南、河间一线受损，还毁坏了两漕司盐场，京杭大运河遭到严重威胁。

当时元朝丞相脱脱力排众议，决定“河必当治”。

当时脱脱委托贾鲁治理黄河，而贾鲁也确实不负所托，曾深入灾区，沿河进行实地勘察，往复数千里，掌握了水患的要害所在，并很快拿出了两套治理方案：“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

这两套方案，无论是提出者贾鲁本人还是脱脱，都更倾向于后者。

前者简便易行，且成本相对较低，但却只能缓解一时之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一再决口的痼疾。而疏塞并举，恢复黄河故道，这虽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却一劳永逸，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后世之举。

然而脱脱和贾鲁提出的方案还未得到落实，便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而反对者提出的重要论据便是“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脱脱凭着丞相的权威，断然将一切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反对者被踢出中央，治黄工程的决议就这样强行通过。

至正十一年四月，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等13路民众共15万、庐州等地戍军18翼共2万，浩大的治黄工程上马了。

工程进展十分高效：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共计一百九十天。

<divclass="tentadv">贾鲁开河成为中国治河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由于此次改造和开设的河道工程质量较高，直到明清时还有“铜帮铁底”之誉。清代地理学家胡渭在《论河》一文中称：“贾鲁巧慧绝伦，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

但对当时的脱脱和元王朝来说，这项浩大的民生工程，却是“利在千秋，祸在眼前”。

贾鲁开河确实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壮举，但在当时来说因为元朝子建立以来对民众的残酷压迫，已经将百姓逼到了一个民怨沸腾的境地，只差有人登高一呼了。

贾鲁开河，时紧工迫，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

至正十一年底，元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见钞），滥发纸币，物价飞腾，引起通货膨胀，最后到了“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惧不行”。“开河”和“变钞”榨干了元朝最后一口元气。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河大堤的工地上挖出了石人，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发动武装起义。

消息传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

再然后，就是那位皇觉寺走出的和尚从一个破碗到君临天下的九五至尊的传奇人生了。

同样，这治理黄河的锅也就顺理成章的落到了大明手里。

不过好在，因为元朝贾鲁开河的原因，在明初的时候，这黄河水患还不算什么大问题，朝廷虽然每年都需要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投入，但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黄河也没有决口或者大的泛滥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黄河就不需要治理了。

朱棣继位之初，就曾考虑过要大修黄河，但因为靖难之役把山东和苏北打成了白地，造成了当地的赤贫，无法支撑修河大业。